大学体育：“边缘”回归待何时

         自1985年以来，我国曾7次进行大规模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经过近十年来国家对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关注，以及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努力，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已出现了止跌向好的趋势。 可以说，我国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短板已经上移至大学生群体，这一问题需要引起高等教育领域的高度关注。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南开大学，今年的本科毕业生返校时，除了拿到学历证和学位证外，还收获一张“体育合格证”，即盖有学校公章且由校长签发的“体质健康证书”，以鼓励那些在本科四年中坚持锻炼、通过毕业学年度体质测试的学生们。 在南开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三证在手的毕业生才是最“牛”的。 追根溯源，南开大学对于体育的重视由来已久，该校的创校校长张伯苓就曾被誉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他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的教学理念影响至今。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院士提交提案，建议通过加强和改进大学的体育教育，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以体育人”。 体质短板上移至大学 促使曹雪涛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对体育的重视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则源于体育在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增强身体素质，还对培养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美素养、心理健康等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养成良好自律习惯，培养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塑造耐受输赢、心智健全的人格等具有积极影响。 然而，现阶段我国体育教育还存在着多重问题。 比如，曹雪涛就注意到，从国家开展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来看，测试项目的标准在逐渐降低。 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测试的依据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版）》。“这一标准已经过五次修订，每次修订较前一版标准都有所降低，其中调整幅度最大的是1000米跑和800米跑，2014年较1990年及格用时延长了半分钟。但即便如此，体测结果的合格率及优良率仍不理想。”曹雪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除在本校任教外，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院教授王然还受聘于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公共体育课《体能与健身》。在他看来，2/3甚至3/4的学生对体育的内驱力不足。“这些学生在上课时往往应付了事，体质好些的学生只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体质不好的学生则只求及格万岁，基本不会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王然告诉《中国科学报》，相较而言，一些对体育感兴趣的学生则会主动旁听王然的课程。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教授马德浩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从我国自1985年以来组织的7次大规模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整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经过近十年来国家对于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关注，以及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努力，我国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已出现了止跌向好的趋势。 “可以说，我国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短板已经上移至大学生群体，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引起高等教育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健康中国建设的整体推进。”马德浩说。 多原因导致“内驱力”不足 在高校的体育教学中，造成学生内驱力不足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马德浩认为，首先由于受传统的以学习成绩为核心考核指标的应试教育选拔制度的影响，高校在招生时普遍带有“唯分数主义”的倾向，对于学生的体质健康情况则持相对漠视的态度。 其次，以科研为核心指标的大学排名评价体系带给高校管理者的压力，使其在资金分配与师资资源建设上，更加侧重能够给学校排名带来直接影响的领域，而对于体育这种“隐性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可以说，‘唯分数主义’的倾向与‘唯科研主义’的评价体系，共同导致了体育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马德浩坦言。 因为地位边缘化、无人重视，课程的更新也就相对更加缓慢。“高校目前的公共体育课程较为陈旧，大部分课程为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延续，课程教学内容也与中小学的体育课程内容存在诸多重复之处”。马德浩表示，此外，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忽视了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需要。 “对于大学生而言，其正处于由继承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过渡的阶段。在该阶段，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意愿更强，对于学习内容的选择也更加强调趣味性。但目前的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仍强调灌输式运动技能教学，课程教学理念也停留在中小学生阶段，对运动项目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阐述相对较少，对于趣味性教学内容的选择也相对有限。这样的课程教学不仅难以受到学生的欢迎，也难以使学生真正地理解体育运动的价值所在，更遑论终身体育观的培养。”马德浩认为。 有过留学经历的王然认为，国内高校体育设施投入不足、管理不善、利用率低也是妨碍学生养成运动习惯的原因之一。“国外高校大都拥有专门面向普通学生开放的室内外体育场馆，而且硬件设施堪比国家队训练基地。”王然说，此外，因为学生体育活动中心往往归学生会管理，运营费用较充足，还会聘请兼职或全职教练指导学生锻炼，“但是大部分还是运动爱好者间的交流”。 同时，国外高校为了充分保障学生权益，教职员工必须额外缴费才能进入学生体育活动中心锻炼。但在国内高校，体育场馆往往只在上课时间才对学生开放，甚至一些学校还通过出租体育场馆盈利。而为了防止学生在户外场地发生意外或者避免校外人员使用，一些高校往往用一把锁解决问题，在拦住外人的同时，也限制了学生进行必要的体育锻炼。 高校体育中的“二八定律” 尽管问题重重，但我国高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重视“以体育人”的理念。例如，清华大学建校之初，该校副校长周诒春就确立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把增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放在重要地位，使清华成为国内最早设立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之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更成为清华师生努力的目标。 早期的清华大学虽无体育正课，但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日下午四时后，将全校的寝室、自修室以及图书馆、食品部等处大门一律关锁，让全体学生到户外运动场从事运动。 南开大学成立之时，张伯苓曾推行“强迫体育”，认为体育不仅能治国人的“弱”，还能治“散”与“私”。他也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明确提出，将体育放在与其他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时至今日，新时代高等教育亦将体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加突出强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曹雪涛说。然而，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目前的高校校园中是否已经形成了足够的体育氛围呢？ 在此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首任院长毛振明表示，在高校体育中，存在一个“二八定律”，即20%的人占用了80%的高校体育资源，而剩余80%的学生却几乎很少锻炼。 然而，正是这20%的体育爱好者，却给了很多人一种假象，即大学生都是热爱运动的。因为“操场上总是一片热闹情景，甚至经常出现学生争抢体育场地的情况。但就在他们争抢体育场地的同时，多数大学生却依然在图书馆里看书、在宿舍里玩游戏”。 作为高校体育教学的“圈内人”，毛振明走访过很多国家和国内许多地区的高校。在他的直观感受中，不论是我们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还是我国的台湾地区，高校里都存在着这种“二八定律”，只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现象要明显得多、严重得多。换言之，有更多的中国大学生是与体育运动“绝缘”的。 2019年，一份涉及国内5所高校2500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不定期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比例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61.8%，而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运动的人数比例仅为14.9%。对此，调查者给出的结论是，不管从参与时间、强度还是次数上看，调查结果都不容乐观，大学生中符合体育人口条件的人数太少。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学生整体的体育参与度呢？ 评价体系决定发展导向 2017年，南开大学首次向本科毕业生颁发“体质健康证书”以来，四年间共有6187名本科学生获得此证，其中有263名本科学生同时获得“体魄强健毕业生”称号；111名研究生获得南开大学体质健康证书，其中71名研究生同时获得“体魄强健毕业生”称号。 今年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2262人获得了“体质健康证书”，其中103人同时获得“体魄强健毕业生”称号，获得者人数创历年新高。 之所以将四年作为衡量一个学生体质是否健康、体育是否达标的时间段，曹雪涛认为，仅一次体育考核恐怕远远不能如实反映学生的体育能力。只有建立科学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导向。 “我认为体育评价体系应由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评价指标也应尽可能多元化。学生是否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否养成了长期运动的习惯、是否对体育和健康有科学的认知，都应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去。”曹雪涛说，当然，评价方式的转变也必然会对学校的体育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具体方式上，一方面要加强课程规范性建设。“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加入人体科学知识、体育健康常识、体育锻炼方法、安全防护知识等内容的讲授，确保学生对体育的重要性、科学性有正确的认知。”曹雪涛说，另一方面，要做好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防护工作，通过改进硬件设施、完善安全预案等举措，最大程度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正确处理事故责任，保护教师教学积极性，确保学校正常体育活动的开展。 此外，在高校内部，曹雪涛也认为需要加强体育教师的系统培训，大力提升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在体育教学中，我们还要深化改革，创新大学体育的课程设置、教材教法、评价体系，探索统筹‘课内外’体育的教学新模式。”曹雪涛说，由侧重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转向让学生受益一生的体育意识、方法和精神的培养，把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养成健身习惯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同时，应该鼓励支持群众性体育活动，发挥群团作用，甚至可以打通教师和学生的体育活动边界，促进师生交流、深化师生友谊。 在方案中，曹雪涛还提到要将研究生纳入体质健康测试范围，出台研究生体质测试标准，鼓励高校通过建立体质健康档案、在评奖评优中设置体质健康线、为毕业生颁发体质健康证书等措施，增强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探索将研究生体质健康评价结果纳入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当然，推进体育运动的同时，更要做好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防护工作，通过改进硬件设施、完善安全预案等举措，最大程度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正确处理事故责任，维护教师教学积极性，确保学校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曹雪涛强调。 “普及”与“提高” 除了评价多元化，马德浩还提出，要协调“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对高校而言，就是要协调好开展大学生普及性群体活动与培养精英运动员之间的关系”。 此前多年，人民体育、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连续发布当年度“中国普通高校体育竞赛榜”。而就在2016年初两大机构发布“2015中国普通高校体育竞赛榜”，并宣称“我国学生体育竞技水平日益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由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却直言，国内大学生身体素质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这在当时便引起了公众关于竞技体育水平高低与大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之间关系的讨论。 对此，毛振明坦言，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多大关联。“从事大学生竞技体育的大多是准职业的运动竞技人才。他们的水平很高，在校期间的主要任务也是训练，为校争光。但这些人和大学生体质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甚至都不参加大学生体质测试。” 此外，高校中还有一些运动俱乐部和体育社团，但在毛振明看来，其参与者大都是热爱体育的学生，但他们只是大学生群体的一小部分。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不论在大学生群体活动开展上，还是在培养精英运动员上均尚未取得理想成效，对于体育强国建设两大维度（即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的贡献仍非常有限。”马德浩说，而反观美国、英国、日本等体育强国的高校，其不仅是全民健身最活跃的场域，也是培养精英运动员的大本营。 “所以，对于我国高校体育发展而言，要主动肩负起为体育强国做贡献的使命，一方面要重视大学生群体活动组织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要注重精英运动员的培养，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优质的人才资源。”马德浩建议，高校更应重视学校体育发展，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进而“打通”国家整个教育体系在学生体育兴趣与行为养成上的“最后一公里”，这其实也是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赋予高校体育的重要使命。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校体育赛事比较完备，学校内会举办不同水平和不同项目的体育赛事，很多学生即便不擅长运动，也会因为热爱体育来看比赛。我认为国内也可以通过完善赛事制度，提升包括学生在内的普通大众对体育的兴趣。”王然说。 他同时表示，体育教师要扭转观念，除了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外，也要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帮助学生养成锻炼的习惯。“此外，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还应正视因归口问题而造成的体教分家，从机制上打破隔阂，从而真正做到体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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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8